传奇

唐宋时期的文言小说叫“传奇”，后来发展起来的戏曲，如南戏、昆腔，也叫“传奇”。我不曾细考，这“传奇”的“传”字，究竟应当读作“zhuàn”呢还是读作“chuán”。想当然，两者都是可以讲得通的。读作前者，是从创作论的角度讲———非奇不传———若不是非常之人、非常之事，便不以为它作传；读作后者，则是从鉴赏论的角度讲———非奇不传———若不是写的非常之人、非常之事，作品（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）就不能传之广远。这恐怕是中国古代对小说、戏曲的一种看法。

不管这种看法是否符合今人的口味，它自有存在的理由。小说也罢，戏曲也罢，都是通俗文学，或曰俗文学，面向的是普通百姓而不是少数精英。普通百姓对小说戏曲所要求的，起码是一个动人的故事，哪怕它离奇曲折、非民间所能有，哪怕它包涵的思想观念陈旧无新，只要故事写得回肠荡气，生动感人，一样地可以颠倒众生，大受欢迎。俗文学之俗，就在于它的民众性。精英们是否看得上，是在所不顾的。

五四”时期提倡新文学、活文学，把眼光转向了俗文学，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，因为它活在民众之中。但渐渐地，精英们就不满于它的俗了。他们尽心尽力地把小说戏曲雅化，使它变成更加精致、也更加难懂的东西。故事可以不要，情节可以淡化，语言则深奥难明，富于哲理，据说都体现着某种先锋与前卫的精神。他们费尽心血，可谓用心良苦，但是观众、读者似乎不肯买帐。书籍的滞销和剧场的冷落令他们十分寒心。今年四月里在北京上演的《三姐妹·等待戈多》，报上说是专家学者叫好，普通观众冷淡，这或许是把通俗文艺“精英”化的必然结果。至于定位于“精英”的文艺，是否就能引起精英或究竟能引起多少精英的兴趣？是否就一定比俗文学更有价值？而离开了大众的俗文学究竟还能否生存，恐怕只能走着瞧了。

我不反对各种各样的艺术探索，没探索就没有新变。但艺术的合作与欣赏只能是两厢情愿的事，先锋固然不必埋怨民众的守旧，民众也无须责怪先锋的激进。就像得奖不卖座，卖座不得奖一样，谁也无可奈何。精英们要耐得民众冷落的寂寞，而民众呢，也用不着为他们担心，即便一种通俗的文艺样式完全变成了少数精英的宠物，民众也总有法子找到新的、他喜欢的俗文学品种的。这种事，历来就有。